新的學年，少年三明治邀請到上海交通大學公共經濟與社會政策系副教授沈洋。
沈洋研究關注的焦點始終隨著人生階段的變化而變化。本次工作坊，她從自己的研究歷程談起，與少年們分享社會學家如何參與育兒話題的討論，如何藉助嚴謹的學術研究方法提出問題，探尋答案。在她的指導下，少年們設計了自己的訪談提綱，並於工作坊結束後在家中展開訪談。這些新的學科知識與視角，幫助少年們以不同的眼光觀察自己所處的家庭，聆聽家人的心聲與故事，更為深入地理解家庭決策與時代背景之間的關聯。以下為沈洋的分享。
沈洋
上海交通大學公共經濟與社會政策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家庭社會學專委會理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性別研究博士。
01
育兒模式：
學者的觀察、孩子的心聲
研究一般認為育兒有四種模式，起源於Diane Baumrind 於1966年提出的權威型、專制型、溺愛型三種育兒模式，此後Eleanor Maccoby和John Martin補充了第四種模式——忽視型/不參與型。
第一種：Authoritarian 專制型。圖中可以看到，父親兩手叉腰，以很權威的姿態對待孩子。這種模式要求孩子服從，不聽取孩子意見，利用懲罰而不是制定規則。這種模式在古代中國會相對多一些，當下城市的父母更傾向第二種。
第二種：Authoritative 權威型。此型別父母致力於創造與維繫與孩子正面的積極的關係。在互動中，他們主動解釋制定規則的理由，考慮孩子的感受，根據孩子的反饋調整。父母也善用獎勵，鼓勵孩子為自己負責，成為對自己負責的人。
第三種：Permissive 放任型/ Indulgent 溺愛型。這類父母不太制定獎懲措施，認為家長不干預時孩子的學習效果最好。他們和孩子的關係更像朋友，希望提供快樂的童年生活，但對於孩子吃高熱量食物、睡前不刷牙等壞習慣、壞選擇，也不太會阻止。
第四種：Uninvolved 不聞不問型。此模式下，父母對孩子不聞不問，也不太花時間和孩子在一起。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樣的父母可能並非故意如此，而是可能有精神疾病、酒精依賴、貧困等問題。比如在美國，一些單親母親一天要打幾份工，沒有時間再去照顧小孩。
在後續研究中，Baumrind對育兒模式有兩個維度的補充：要求（Demandingness），指的是父母透過要求、監督、懲戒和勸導不服從的孩子，使孩子融入家庭整體；反應（Responsiveness），意味著父母透過協調、支援和默許兒童的需求，有意培養兒童自主性、自我約束和主見。四種不同型別的育兒模式都含有這兩個維度，比如權威型就是高要求、高反應，父母對孩子要求很高，但孩子提出什麼需求，父母也會盡量滿足。
（滑動檢視少年們的回答）
同學們分享的分類情況，在旁觀者的角度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因此對於育兒模式的判斷會有很主觀的部分。社會學研究也對這種育兒模式的分類進行了反思。同學們提到，父親會在不同模式間切換，母親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對待孩子的模式，有的父母介於兩種模式之間。因此，四種育兒模式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也有可能連成光譜。此外，父親和母親可能有不同的育兒模式，如果和老人住在一起的話，可能又有不同的育兒模式。
（滑動檢視少年們的回答）
有研究顯示，家庭中至少有一位權威型家長，對於孩子的學業成就和心理成長其實是有好處的。專制型父母的孩子不被尊重，容易產生自尊方面問題。成長在專制型家庭的子女，更可能變得更具攻擊性，更可能有焦慮、抑鬱或者低自尊。在全世界範圍內，權威型育兒與更好的兒童學業表現有關，成長在權威型家庭的子女，成年後更可能學業成功、情緒健康，更可能成為親社會型。放任型的話，這樣育兒模式與子女較低的學業成就有關。孩子不欣賞權威和規則，可能會帶來行為問題和肥胖、蛀牙等健康問題。但研究也發現，成長在放任型家庭的子女學業成就和行為問題並不是最糟糕，更多介於前兩者模式之間。在忽視型家庭的子女是表現最差的，美國的研究者發現大多數少年犯都有著忽視型的父母。
Baumrind的研究物件以中產階級白人為主，它是否適用於其他種族、階層和經濟文化環境？
在中國語境下，父母採取放任型和忽視型育兒模式，會不會也是身不由己？好幾位同學提到父親頻繁出差，這其實與一個社會對於男、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的要求與期待相關。我訪談過很多位媽媽，在沒有孩子前，雙方的工作都很忙，收入也差不多。但生育後，作為母親，她覺得自己有責任，而社會又有期待，她們選擇放棄出差的機會。但父親的生活模式變動比較小，他們會繼續出差。
每個研究也都是有侷限性的。研究使用的量表需要將不同模式轉化成問題，但被調研者對於問題的認知可能存在差異，導致結果偏差。即便是認識一致，打分也是相對主觀的事情。其次，以成績來衡量育兒回報是不是有侷限性呢？孩子成績好能代表什麼呢？
美國學者對500位青少年女性的問卷調研顯示，面對“劣跡斑斑”的孩子，家長覺得管不住了，會轉向放任型。家長對孩子人生的影響並不是決定性的，還受到學校的同伴、過往經歷、基因、脾氣性格等各方面的影響，孩子也是有韌性的。
02
變動中的育兒：
普遍的代際差異
育兒模式中是存在代際差異的。所謂代際，指向跨域至少一代人之間的互動，包括與父母，或者與祖父母之間的互動。
我父母對我養育模式主要是放任型。他們唯一主動提出的建議是學電子琴，但後來我放棄了，他們也沒有強求。12歲時，我主動提出學新概念英語，他們是“低要求、高回應”模式的。放任型傾向於讓孩子無拘無束成長，但孩子也有可能會走入“歧路”。
現在我的孩子三歲，我們對孩子主要是權威型，也有一些放任，有時候則是階段性的密集型。密集型也是資源投入型，指的是將時間、精力、金錢投入在孩子身上。密集型跟權威型、放任型是有交叉的，我們會對孩子設定、解釋規則，但有時候她實在太不聽話了，我也就不管了，自己出門散步休息一下。我想，目前採取放任型和孩子處在的年齡階段有關。
由此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出生的父母，育兒模式會存在很大區別，上一代父母可能更傾向於放任型，這一代權威型的父母越來越多。這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為什麼會產生這些變化？學者們提供了不同的視角。
在《愛、金錢和孩子》一書中，兩位經濟學家就各個國家的資料進行跨國比較，指出在貧富差距大、高等教育回報高的地方，密集型育兒的比例會更高，而貧富差差距小、高等教育回報彈性不大的地方，家長更容易“放養”式育兒。在不平等程度上升較快的社會，父母傾向於權威型或者專斷型育兒，在收入分佈較為平均的社會，父母則傾向於放任型。當然作者們也提到以成績來衡量育兒回報是有侷限的。
從資料來看，中國近十年的話貧富差距在加劇。相比高等教育研究經費比較平均的一些歐洲國家，中國大學有985、211、雙一流等概念劃分，製造了許多焦慮。很多人讀了這本書會想，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們就認命了嗎？我們怎麼改變呢？
儘管大環境如此，個體差異也是很大的。父母育兒過程中的行為及教養方式，與他們試圖達到什麼目標、同伴壓力、環境約束等有關。家族財富傳承、家庭收入水平、父母接受教育水平、父母可支配時間等，也會導致不同的育兒選擇。有些時候，父母們對於孩子們的學習沒有要求，但是可能對於行為、藝術素養有要求。我在訪談中，遇到過對孩子的鋼琴技能有要求，從而要求孩子徹夜練琴的母親。
社會學中，還有一些育兒模式概念，例如Sharon Hays 提出密集型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Annette Lareau 提出的協作培養模式（concerted cultivation）。學者們發現，這兩種模式都是跨階層的，成為主流的父母育兒的理想模式。直升機育兒（Helicopter Parenting）指的是父母過分介入孩子生活，高參與度、高控制度。這個概念源自Haim Ginott 的研究，其中一位訪談物件提到“媽媽就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我頭頂……我也只有在打噴嚏時可以不打報告了”（Haim Ginott，1969，Between Parent and Teenager）。在研究和訪談中，父母們通常不會覺得自己“雞娃”，而在外人看來這些行為屬於“雞娃”。究竟是否是“雞娃”？我覺得子女有這個合法性界定父母的行為。
從研究來看，我國家庭的育兒成本增長迅速，逐漸呈現出Hays 描述的“密集育兒”特徵，且不只是大城市，縣城也有這樣的趨勢。我過去觀察上海服務業務工人員，很多是在外面打工的父母。但現在很多人在生育後選擇回去當全職媽媽，在縣城裡陪伴孩子，同時打一些零工，做計件制的手工活。所以在中國，全職媽媽不侷限在中產階層中。
03
“好”母親和“好”父親：
育兒的性別化期望
北京師範大學肖索未老師研究發現，我國中產階級家庭在育兒組織上，主要由母親負責兒童發展規劃，並承擔社會性撫育職責，父親提供輔助，祖輩承擔兒童生理性撫育。我在研究和訪談中，發現父親透過他們的方式參與育兒，提一些大方向建議，但不一定會實際參與。雖然各位同學提到“父母”讓自己過來參加少年三明治這個活動，但實際上是媽媽關注到公眾號與訊息。我也觀察到，家長微信群接龍的通常是媽媽，參加幼兒園家長會時，大概五分之四左右都是母親。
這些觀察與工作坊前所讀研究論文對韓國父母的觀察比較一致（Park, J. (2018). Public fathering, private mothering: Gendered transnational parenting and class reproduction among elite Korean students. Gender & Society, 32(4), 563-586）。從九十年代起，韓國富裕家庭的父母會把孩子送到英語國家留學，作為維持代際優勢的策略，我想也有不想孩子捲入韓國本土激烈學業競爭這一考量。為此，很多媽媽在國外陪讀，爸爸則留在國內賺錢，被稱作“大雁爸爸”。近幾年，我國這樣的家庭也越來越多。
這篇論文提出了三個研究問題：韓國父母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其子女的跨國教育？在家庭和周圍社會圈裡，什麼是“好”母親和“好”父親，孩子的成就歸功於誰？兒童對母親和父親的性別化的期望如何影響兒童對父母的看法和評價？
為此，研究者主要運用訪談法，詢問受訪者的父母參與子女教育的方式，以及教育過程中的家庭生活經歷。研究一共訪談了68位子女（35男、33女），其中35位曾經在韓國以外的高中就讀，訪談時大多數父母還在韓國。所有父母都讀過本科，其中2/3父親讀過研究生，不少曾留學美國；少於1/3母親讀過研究生，只有15位母親有全職工作，這些母親在結婚/生育前曾是專業人士。在67個家庭中，父親是主要賺錢者，父親的職業包括CEO、律師、醫生、教授等。
研究發現，母親會對孩子們的教育全面投入，但是價值傾向於被低估。由於媽媽大多沒有全職工作，她們的資訊往往來自媽媽圈。有時，孩子們甚至會怪罪媽媽沒有掌握“媽媽圈子”中其他人掌握的情報。但其實在孩子早年成長過程中，媽媽扮演了情感專家的角色，在我看來是非常有價值的。相比之下，爸爸能夠為申請高中、大學提供更多一手資訊，為後期孩子事業發展提供很多經驗、建議，其作用往往更被認可。我在採訪中也曾遇到對於孩子教育很關注的父親。他強調孩子要受“最好的教育”，為了讓女兒上最好的幼兒園，全家都能為此搬家。但是他在女兒的成長過程中，他沒有做過換尿布等實操性的工作。
（滑動檢視少年們的回答與沈洋老師的點評）
04
研究的方法：
如何訪談你的父母？
一般而言，訪談是為了引出被訪者對於某一些話題的看法，通常分結構式、半結構式、無結構式三種類型。結構式訪談類似面對面提出問卷上的問題，不給被訪者太多發揮的空間。半結構式訪談是最常用的訪談方法，訪談者設定一些自定義的開放問題，被訪者也有機會提到其他的主題。敘事訪談（narrative interview）等無結構式訪談取決於被訪者的性格，並不適合每一個人。
如果要訪談父母的成長經歷，應該怎麼問問題呢？人生經歷訪談（Life history interviewing）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能夠探尋他們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從而找出經歷的相似與不同之處。研究者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瞭解個人的經歷有什麼社會價值。
（Kenneth Plummer, Documents of Life 2, 2001 ）
人生經歷訪談時，可以讓父母、祖父母將人生想象成一本書，問問他們，把這本書分為2至3章，最多7到8章，會怎麼分？再給每一章取個名字，簡介這一章的內容。你還可以問，這些章節有沒有中心主題？你人生的主題是什麼？訪談開始之前，可以先和父母溝通，讓他們先想一想，之後再有針對性地訪談，這樣也是有很多東西可以聊的。
設計具體問題時，可以考慮介紹性的問題，並用鼓勵的語氣和姿態面對訪談物件。你還可以設定探索性的問題，如“你是怎麼覺得的？”“可以給我舉個例子嗎？”遇到敏感話題，比起“你現在在‘雞娃’，你為什麼要這樣”，推薦使用非直接的提問方式。
我們還可以把一個人的人生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下看待。在訪談自己家人的時候，可以留意家人經歷的中國特定的歷史節點，比如改革開放、高校擴招等。在國家變遷和時代浪潮下，他們怎麼看待自己的人生經歷？透過訪談，我們會更加理解父母的成長背景，瞭解父母與子女之間存在的分歧從何而來。
05
工作坊小任務：
向你的父母提問吧！
少年們聚焦家庭育兒模式和代際互動，設計了一份針對家庭成員的訪談提綱，沈洋老師給予了一對一點評。少年們也將由此開啟與家人的深入對話，聆聽家人的心聲，留住這段美好時光。
（滑動檢視提綱節選）
2022-2023少年三明治已於9月17日開始，每週六下午2:00-4:30在三明治文化中心長寧空間舉行。
新一年，我們繼續尊重並體察每一位少年獨特的發展需求。特別是剛升入初中的同學們，完成升學也意味著新階段的開始，少年們的自我探索與知識探求意識正在逐步提升，日益期望構築自己的未來規劃。在這一成長關鍵期，我們希望能透過少年三明治專案，經由個人專案探索、嘉賓分享、少年社群與團隊合作、讀書會等綜合學習方式，幫助少年們拓展視野，掌握自主探索能力，陪伴同學們在新的身份轉變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獨特答案。目前尚有少量餘位，歡迎報名。
少年三明治秋季工作坊
工作坊時間
2022年9月17日起
每週六下午2:00-4:30
（共14周）
工作坊地點
三明治文化中心長寧空間
上海市長寧區IM國際T11-2F
適合年齡段
6-9年級孩子
工作坊人數
滿員12名
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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